概    要

　　外商直接投资（FDI）究竟是东道国的“降罪良方”还是“助罪推手”？本文基于UNODC全球犯罪数据库，构建涵盖120个国家、横跨1990—2021年的大型面板数据集，系统考察FDI流入对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犯罪的作用因东道国收入水平而呈现显著异质性，东道国的不平等程度则进一步调节这一效应。

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个体犯罪决策模型，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构造个体在合法就业与犯罪活动之间的选择问题。其模型的核心逻辑在于：个体在权衡就业收益与犯罪收益的同时，还需考虑被捕概率与惩罚成本。FDI流入通过四个维度影响上述权衡：一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合法就业的预期收益；二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工资溢出效应推高本地工资水平，进一步强化合法就业的吸引力；三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政府财政资源，使政府得以提高社会福利支出与执法投入，进而压缩犯罪的预期净收益并提高被捕概率；四是通过挤出本地企业推高失业率，产生促进犯罪的反向效应。此外，模型还揭示了犯罪类型的异质性：由于暴力犯罪的惩罚成本系统性地高于财产犯罪，FDI带来的机会成本上升对暴力犯罪的抑制力度更强。上述各路径效应的相对强弱因东道国收入水平而存在显著差异，构成本文异质性实证发现的理论基础。

　　研究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核心发现如下：

低收入国家：FDI显著抑制暴力犯罪，对财产犯罪影响不显著。在市场尚未饱和的低收入国家，FDI带来的就业创造与经济溢出效应占主导，抑制效应远超挤出效应，且对惩罚成本更高的暴力犯罪抑制更为明显。

中等收入国家：FDI显著促进犯罪，且对暴力犯罪的促进效应强于财产犯罪。机制检验表明，FDI流入在中等收入国家显著提高了失业率，而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这与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挤出效应在中等收入国家最为突出的理论预测相吻合。

　　高收入国家：FDI显著抑制暴力犯罪，对财产犯罪影响不显著。高收入国家本地企业竞争力较强，叠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得FDI的正向效应占据主导。

　不平等的调节效应：在全球层面，东道国的不平等程度显著调节FDI对财产犯罪的影响：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FDI可能助长财产犯罪；但随着不平等水平上升，FDI的抑制效应逐渐增强并占据主导。样本中近90%的国家所处的不平等水平已足以使FDI发挥抑制财产犯罪的作用。对暴力犯罪而言，不平等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与理论预测一致。

　　低收入国家及高不平等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以借助FDI的社会溢出效应改善社会治安。中等收入国家则需警惕FDI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健全失业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防范跨国公司挤出效应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

作者信息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通经济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联合培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涵盖数字化与国际贸易、能源、交通和环境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在 The World Economy、China Economic Review, Applied Economics, Economic Modelling,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等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国家发展）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国际贸易与产业经济学。论文发表于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Economics等学术期刊。

期刊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