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 | 田国强：共同富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不同角色

共同富裕是一个国家治理的综合命题，需要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其中的不同角色，其中政府职能的恰当定位至关重要，要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所以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然而，仅靠市场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政府的适当作用。市场不仅是效率的代名词，它通过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也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公正定理就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即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又公平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果。

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以公平为宗旨进行二次分配，更重要的还在于为所有公民参与市场活动保障起点平等、过程公平。其政策含义是，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创造起点公平，保证所有人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平等发展机会，比如保证所有公民都能够接受教育，享受同等的基础教育，使之都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政府应通过真正的义务教育，通过调节税制、遗产税、房产税等方式，为大众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然后让市场去运作，我们就可能近似达到既公平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这些通过政府保障起点平等，通过市场效率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个体能力的差异以及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收益结果的不同，因而还需要建立捐赠机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的社会规范，通过这样的第三次分配来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依靠力量，必须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让竞争中性原则落到实处，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从一个全能型的发展性政府转向有限型的公共服务性政府。一边做减法，把本不应该属于政府的、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职能，让渡于市场和社会，一边做加法，把本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职能切实担起来，弥补市场失灵，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包容。面向新时期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在二次收入分配上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尤其是教育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作用，税收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社保在改善民生上的支撑作用。

其一，教育改革需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需求。对中国而言，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教育公平和从根本上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推手。

其二，税收要真正起到调节过高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适当降低劳务所得最高边际税率，研究推出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

其三，社保应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公益和慈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强调非政府社会力量主动维护公共利益，其受益方通常不是特定的个体，而后者更强调基于同情心对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维护。无论是公益，还是慈善，都是一个包容的现代社会的重要方面，都属于社会中民间自发个人行为，是基于自愿、非强迫的原则，而不是通过其他手段来共享个人财富，否则将会损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弄不好会导致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如计划经济年代）。所以，从第三次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多关注的应是社会捐赠事业的发展，但无论怎样，它只是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共同富裕主要是靠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

立足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发展，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可以净化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和谐，形成良性社会规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据统计，2019年中国内地接受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比重只有0.15%左右，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尤其是美国的2.2%占比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补足教育、扶贫和医疗资金缺口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