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人口变动的长期影响
--中国养老制度三人谈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12年7月26日 头版 记者：汪仲启
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好长时间，加上日前一份研究报告计算出中国养老金缺口到2013年即高达18.3万亿，以及人社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等事件掀起的公共舆论，近期，关于人口政策、养老制度的反思和讨论再度成为热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到底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养老金是否真的存在很大缺口？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退休制度是否面临改革？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中长期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社科院、上海财大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探讨，本期择编部分专家发言以供参考。
左学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要研究透
低生育率很难大幅反弹
我国人口的变动趋势，总的来说是低生育率，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很有可能低于1.5。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如果是中方案，中国人口在2026年达到13.97亿时开始负、零增长，到本世纪末将下降到9.4亿，到本世纪中叶65岁以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0%。如果是低方案，到2017年13.6亿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下降到5.06亿，低于1949年的5.4亿人口。人口从增长转向减少，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我说一个故事，我们中学10个同学碰头，我们这一辈10个同学基本都有四五个兄妹，我们10个生了9个孩子，而这9个孩子到目前为止只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变化非常快，从40个到9个到1个，萎缩速度太快了。而且，我不认为放开生育政策就能很快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人口变动是有惯性的，一旦增长，要停下来很难，而一旦下降，要停下来也很难。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计划生育略有放松，但是我国从90年代初进入更低的生育水平，此后从2.1到1.5以下一路下滑。这主要不是计划生育的作用，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现在日本、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结婚率非常低，日本现在女孩20%多都不结婚，男孩30%多都不结婚，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环境污染，造成20%的左右的生育困难。这些都不是改变计生政策就可以逆转的。我们看看周边地区，日本的生育率是1.39，韩国是1.23，两个国家其实都在非常卖力地鼓励生育。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4个国家和地区是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华人地区，华族国家生育率最低。这些地方没有计划生育，都是鼓励生育的。
所以，没有太多理由认为，计划生育拿掉以后我们的生育率会很高。生育率短期可能有反弹，长期不可能很高，这是有共同规律的。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产生影响
我国人口现在是14亿，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到本世纪末是5亿到9.4亿，取中位数是7亿，大概减掉一半。人口减半是各地均匀减少还是某些地区大量的减，是均龄的减还是年轻人急剧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两次人口普查的10年之间，人口增长最快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三大城市群增长速度最快。而甘肃、安徽、贵州、四川、湖北、重庆都是负增长，全部在中西部地区。这对于很多村落乡镇城市化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地区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另外，年轻人减少，老龄化加剧是可以明确预期的。 “五普”到“六普”10年间，15岁以下年轻人从23%降到16.6%，6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从6%上升到8.87%。50年代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退休以后，老龄化会加快，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经济产生全面影响。
首先，影响要素投入。直接影响是劳动力，适龄劳动人口减少，间接影响是资本，老龄化带来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投资。另外，劳动力稀缺以后，有一些资本可能不来了，如果人才知识比较丰富又可能吸引其他资本来。对于技术进步也是有直接影响的，梁建章博士专门做过研究，现在美国公司的领导一般是比较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创业，而日本的大企业严重老化，影响技术创新。
其次，影响国际竞争力。以中印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2021年印度将成为头号人口大国，按照中方案比，印度人口比中国多65%，按照低方案比则多74%，而如果中国生育率低，印度是中方案，那么中国只有5亿人口，而印度有15亿，是我们的三倍。届时，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将不复存在，而高技术也许印度也有，加上印度这些年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影响代际关系。养老保障、医疗保险、长期护理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这类投入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青年在提供产品，老年人在消费，因为老年人积累的是货币而不是产品。老年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中青年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日本非常典型。另外，下一代的发展机会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都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弱，因为80年代以后30年经济高速增长，资产膨胀，正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参与并享受了这个机会，我们无法期望他们还能遇上这样的发展机遇。
第四，影响教育、医疗等部门。教育部门会很快萎缩，包括高等教育。因为学生少了，很多学校可能要关门了。我97年到日本，日本有的学校招不到生，中国某大学的校长也说，今后民办大学可能要关门。有些部门比如说长期护理会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护理的强度越来越高，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当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以后，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些部门是技术进步非常缓慢的地方，劳动力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退休制度不改变国家会破产
最近，以曹远征为首的团队做了一个国家资产隐性负债研究，算出到明年我国的养老金缺口达到18.3万亿。这已经很低了，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国家的养老保险支出会越来越大，如果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缺口会更大。
日本现在人口老龄化23%，未来将在40%以上，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50%，占GDP的22%左右。现在日本年轻人感觉社会保障肯定破产，很多人不交国民年金，因为现在日本年轻人48%是从非正规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52%是正规的，从非正规就业很难转为正规就业，因此到他退休的时候，国民年金会非常低，老龄会非常困难，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个体制了。而中国的非正规就业比例比日本还要高。如果当前的退休制度不改变，我国会破产。
有一种说法认为，靠积累制能解决问题。但老年人的钱存起来，最后养老金还是金融资产，不是实际购买力。养老负担的关键数字是支持比，即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率。当支持比非常低的时候，老年人购买的商品或服务都会变得非常昂贵，使你的金融资产不值钱，这个问题我们要研究透。
总的来说，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强，劳动力市场要更加有效，现在我们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职工是1亿9千万，但是有2亿5千万农民工，更多的都是非正规的。（演讲者为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张车伟: 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失业率并不严重
中国正从农业就业为主的国家，变为非农就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就业占比从50年代的超过80%，降低到2010年的37%左右。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应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家过去经常用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创造就业，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没有关联，其实是中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处于从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就业形态从农业的传统的自雇形态准转变为受雇形态。农业到90年代中期变成减少就业的部分，非农产业部门是增加就业的部门，农业就业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说就业人数下降了，而是这部分人从农业部门占到非农业部门，所以应该把经济增长更多的和非农业部门就业结合起来。
从最近10来年的经济发展来讲，如果按照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来看，我们经济增长对于就业机会创造的能力在进一步的增强，就业的弹性大概是0.3～0.4，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带动非农就业增加0.3～0.4个百分点，实际就业机会是，过去每年创造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平均有1300多万。所以，一方面我国农业劳动供给增加在减少，而每年创造的就业需求在稳定增加，这导致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劳动力严重的供大于求，现在基本上处于供求平衡的状态。
这一结果也反映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从我国公布的失业率来看，登记失业率长期稳定在4.1%的水平，并不高。当然，这并不能真正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况，在国际上，观察劳动力市场更多的使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调查失业率没有公布，但是统计局内部是有的，我国调查失业率也不是很高。因此，从统计数据来看，现在中国就业状态，或者失业状况并不是严重。
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是大问题
但是有一个重要现象，可能意味着我们实际的就业形式也存在隐忧——城镇劳动参与率在快速下降，从90年代初的将近67.7%，下降到现在的只有不到60%。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我们处于真实不就业状态的人增加了。如果你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会被统计为失业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动参与率不下降，或者保持90年代或者本世纪初的水平，我们的失业率大概要翻倍，达到9%。劳动参与率下降，固然跟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学入学率提高等有关系，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比如加拿大大学在校人数是40-50%，我们只有25%左右。
跟港澳台地区比较起来，大陆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高的，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过去算是高的，现在已经处于相对低位的水平了，比如加拿大劳动参与率将近68%，当然比许多欧洲国家稍高，意大利、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劳动参与率都比较低，这是造成他们国家出现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大部分人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要素就没有了，单纯的人口仅仅体现为消费概念，而没有生产的含义。这是劳动力市场真正的问题。
压缩劳动报酬的增长模式有尽头
现在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快速上升，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看法到底是否正确呢？从中国总体工资的变化来讲，是相对低于我国GDP或者经济增长的。拿城镇职工（有保障的）来看，工资增长和GDP增长之间基本上是相关联的，劳动报酬总体份额似乎没有下降，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稳定在30%左右，但是雇员总数的比重也是在上升的，两者相加，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实际工资水平相对是下降的。如果再看大部分的相对低工资人群，其增长率实际上大大低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总体在下降。
这既可以看成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看成在国民分配格局当中有利于资本的倾向。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增加是造成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导致我国现在经济结构的“双盈余”：国内生产大于消费，国际出口大于进口，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很大关系。而收入分配层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很大关系。过去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劳动者的工资相对被压缩，增长比较缓慢，这两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会逐步增加，但到现在为止劳动报酬的增长还是没有达到和生产率增加同步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劳动力供求关系扭转，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储蓄率下降，投资推动减弱，这就是我们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当这一轮动力耗尽以后，才会到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关口。现在的发展方式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大家现在确实有必要谈论当这样一种驱动模式耗尽以后，今后的动力来源是什么。（演讲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彭希哲：人口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
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是人口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中国人口的长期态势，一个是长期的持续的低增长状态，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1.5左右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产物。另一个则包括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巨量人口流动，加速的老龄化趋势，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凸现等多个结构性因素，要判断人口对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的长期影响，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城市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不管是拉动内需还是产业升级换代，城市化都是最主要的源泉。经济产业转型和户籍制度改革将主导未来城市化进程。过去20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同一城市中农村人口全部变成城市居民，二是城市设置一定的门槛，把一部分外来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这两种办法的基本前提，都是在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涵盖的各种福利的基础上，把能够享受这种福利的人群范围扩大，实际上都是将农村人口“城市化”，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希望城市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把大量在这个地方打工的外来人口固定在当地，来实现当地的“城市化”。如果没有配合其他相关生产要素配置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政策。比如东莞，官方统计人口800多万（实际上是1000万），东莞户籍人口是100多万，将近700万人都是外来人口，它的产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现在如果东莞按照“腾龙换鸟”的想法把小企业赶出去，产业转型之后变成高新技术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个时候再把6百万外来人口全部变成东莞居民将是非常危险的公共政策，即便是一半留下一半流失都没办法解决。产业转型调整之后就业岗位随之流失，没有办法启动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另外，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即使是北京人，跑到上海来还是外来人口，在上海还是享受不到本地户籍人口享受的各种福利。我们希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真正能够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口的自由迁徙，但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强化户籍的福利权利，而是尽快的把户籍上涵盖的各种权利福利分解掉。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根据具体贡献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根据户籍才能享受公共服务。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和公共服务提供区分开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也要区分开来。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能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使人们一旦在这个地方安顿下来，就会买房子，买耐用消费品，进行长期投资，这会很大程度上改观中国的消费模式。中国现在2亿多农民工，消费行为是短期的，不会在城市中间买高端的、长期耐用的消费品。因此，城市化会是中国未来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期。
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有人怀疑，没有人口政策可能不会有老龄化，我认为没有人口政策也有老龄化，原因很简单，一是生孩子逐渐减少，二是寿命越来越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政策使得老龄化的速度加快了，使我们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比如劳动力短缺。中国在1970年代的时候40%的人口是0-14岁的年轻人，现在只有16.6-17%，同时，中老年人在上升。可以说天佑中华，在中国面临巨量的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时候，80年代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创造了巨大的吸收劳动力的机会和能力，同时中国二元结构使得沿海地区能够长期维持低工资对农民工的使用，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印度现在年轻人口类似中国70年代的比重，但是有没有类似的发展机遇还是一个问号。过去我们一直担心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些企业会离开中国，到印度、越南去，后来发现走得企业并不多。吸引投资的不仅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要看物流成本、政策法治环境，还有产业集群，等等。现在看来，印度还并不具备和中国竞争的条件，中国的劣势只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他地方可能比印度好得多。但是，这些条件在未来5～10年中可能发生变化，等印度的其他要素配置成本下降，劳动力成本继续保持很低的水平，会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到时候，我们在低端的劳动力竞争方面拼不过印度越南，高端劳动力拼不过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夹在中间。中国最多还有10年左右时间，到2020年前后如果制度创新、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老龄化应对等还没有弄好，中国将危机重重。
目前的“民工荒”，一方面是过去20年中国出生人数减少造成现在新增年轻劳动力供应总量的绝对减少，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每年几百万的农村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心理预期不是做农民工，而是做白领，这使得中国低端劳动力供给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造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劳动力人口的中位年龄越来越高，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短缺。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弥补劳动力供应总量不足的缺陷，但是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教育和整个制度的变迁，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这种结构的变化，好处是会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创新和升级换代让中国经济摆脱劳动密集型的状态。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制度变化，真正利用好这部分资源。改革开放使得几亿低端劳动力吸收到就业市场，而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每年将近7百万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性别比失衡与独生子女问题
一个是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到2020年，整个中国社会将有2～3千万的适婚男性过剩。当然还有剩女问题，但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剩男则主要是被动发生的，是绝对的“过剩”，这部分剩男会造成严重的婚姻挤压。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贫困男性身上，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未来性工作者会不会越来越多，同性恋会不会越来越多，跨国婚姻和有关的迁移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结婚的穷人男性的消费模式需求模式如何，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心理模式、行为模式问题。现在有1亿多城市独生子女，还有4千万农村独生子女，这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交往方式和处事风格。50年代60年代的人，生命周期、创造力和就业模式跟80后年代90年代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现在中国的“80后”、“90后”生活大多比较安逸，他们缺少发展、创新、就业、吃苦的意愿和能力。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出现，在美国欧洲更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现在的创业者更多的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人，而80年代90年代更不愿意创业，更愿意做公务员，做白领。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未来整个人口对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关系。（演讲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
注：本报记者根据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