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玉贵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咨询顾问）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2008年03月10日
近几个月来，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美国顶尖大学接连公布了对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减免学费、加大资助的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感叹美国大学的“慷慨”之时，我们也不禁要问问为什么。本期我们约请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郭玉贵，以其在美国政府和科教咨询机构工作多年的独特经历，深入解读此次美国大学“降价”潮。
---编者
谁让美国大学松开紧握的钱袋
近几个月来，美国部分顶尖大学掀起一股加大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并大幅度提高中等和中上阶层家庭学生助学金的热潮。自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率先推出教育补助计划至今的短短几个月间，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精英学府在内的24所著名私立大学相继跟进，也陆续宣布了类似的学生补助计划。
这些举措的力度之大，实属前所未有，在相当程度上将惠及就学于这些学校的学生。例如，哈佛大学在计划中表示，自2008年秋季起，对于家庭年收入不足18万美元的学生，学费将降低到家庭年收入的10%以下，对于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则全免其学费。在推出这些计划的同时，各校均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一个理念，即不让美国的优秀学生因家庭收入不佳而无法进入一流大学。
由于美国是地方分权制国家，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历来没有全国统一的发展模式。传统上，长青藤盟校的举动往往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哈佛大学为首的长青藤盟校掀起的这一波热潮将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强烈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这些精英学府的慷慨举措和美好理念以及众多赞誉的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些问题包括：近期推出学费资助政策的动因是什么？推出的时机仅是偶然，还是有其必然性？这些举措是出于崇高的理念，还是迫于某种外界压力？如果是迫于外界压力，是哪些压力？施加这些压力的是哪些部门和群体，以及这些压力的积聚过程和时代背景是什么？笔者就自己的了解，对上述问题进行由远及近的梳理和剖析。
新增大学生多来自中下层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美国的教育系统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中、小学数理成绩在各种国际测试中屡次名落孙山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而美国一贯引以自豪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比例在领先全球多年后，也开始有所下降，并被相当一部分经合组织国家超越。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美国90%的新增工作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的知识经济时代。因此，美国60%适龄青年因各种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既不利于美国的全球竞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面对这些困境，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利益集团经过数十年的反复争斗和博弈，最终在2002年倾全国之力，达全民共识，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美国各界期望通过该法的强制措施，彻底解决困扰美国多年的教育质量问题。基于这样的期望，美国政府认定，随着该法的实施，中、小学教育质量会逐年提高，具备升入大学资格的高中毕业生也会逐年增多，美国高等教育很快会面临扩展的局面。
然而，从学生角度分析，高等教育新增加的学生大多数可能来自于中下层家庭，其中少数族裔将占很大比例，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目前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3。因此，除了学业水平外，昂贵的大学学费将是阻碍其进入大学的最大障碍。考虑到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现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通过后的第三年，即2005年9月任命了一个19人组成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委托其对美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全国战略报告。该报告主要研究了四方面问题：
1．如何创造条件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2．如何抑制日益上涨的大学学费，以使更多家庭负担得起大学的费用。
3．如何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承担责任，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人才。
4．如何使美国大学继续处于世界创新和科研的领先地位。
该报告的第一、二方面直接回应了高等教育扩展和阻碍其扩展的学费问题。针对前者，报告建议各方采取一切措施提高中、小学生学业水平。针对后者，报告建议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对学生的资助和贷款，同时呼吁大学降低学费。报告对目前美国学生资助体系的评价是“混乱、错综复杂、无效及重复，通常未能将资助送到真正需要的学生手中”。
■政府努力
总统签署法令降低学费
以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上述结论为依据，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斯佩林斯针对美国学生资助体系的问题很快启动了一系列改革。首先，2006年11月28日在拉斯维加斯召开了有3300多人参加的“联邦学生资助会议”。与会者包括学生资助官员、2000多所大学的主管以及贷款业界、担保机构、非营利组织和高等教育协会的代表。斯佩林斯在演讲中强调：“每年美国有1000多万大学生靠各种资助和贷款来完成学业，占全国大学生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60%的适龄青年因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大学，逐年高涨的学费是主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她强烈呼吁各方加紧改革现有学生资助体系，以使所有人都能上得起大学。
2007年4月24日，斯佩林斯任命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指示其对学生贷款问题进行调研。具体工作包括审核优先的贷方名单，杜绝在贷款过程中的诱导行为，对建立全国性学生贷款数据系统进行研究。要求最终草拟出一个规范贷方的行为准则。
2007年9月27日，在联邦教育部的努力和协调下，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降低大学费用和提供更多入学机会的法令。该法规定在未来5年中，将联邦资助学生的经费增加114亿美元。
向大学捐赠基金征税
如果说美国联邦教育部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规范贷方行为和争取联邦政府对学生资助体系的更多投入上，那么国会的作用却导致了意料之外的戏剧性结果。
2007年9月和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分别就拟议中的延期《高等教育法》的有关学费问题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上，部分专家提供了美国大学学费迅猛高涨的数据，使国会议员非常震惊。
据统计，在过去25年期间，每年大学学费上涨的幅度较通货膨胀幅度高出3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大学的学费上涨了300%，而同期的美国物价仅上涨了8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美大学拥有的捐赠基金总量仅在2006学年就增长了17%。而哈佛大学所拥有的350亿美元基金更是增长了23%。
令国会议员们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拥有雄厚财富的大学甚少考虑学生的利益，仍在逐年上涨学费，却把社会各界无偿捐赠的基金主要用于教职员工的利益上。据统计，1976年全美大学共有学生1400万人，教职员工为186.4万人。到2003年，两者分别为1660万人和319.4万人，学生人数增长18.6%，教职员工增加71%。显然，大学是在以不断增收学费来供养日益膨胀的教职员工群体。
更令国会议员愤怒的是，联邦政府也无意中被拖入这场扭曲的游戏，即每次大学上涨学费，联邦政府便不得不随之追加更多的学生资助投入，以便填补其缺口。因为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只要学生被大学录取，美国政府就有义务资助学生上学。由于知道联邦政府的资助措施会紧跟其后，故大学乐得不断提高学费，真可谓欲壑难填，无形中使联邦政府成了学费上涨的第三方支付者。
在明白这一真相后，国会议员们似乎有一种被玩弄的“冤大头”之感。因此，两党议员在有关学费的听证会上以极其罕见的严厉语气和言词向精英学府的负责人发起责问。国会警告各大学，应立即采取措施降低学费，否则国会将考虑通过立法，采取诸如对捐赠基金增长部分收税和规定每年用于资助学生学费的比例等强制措施。
受到国会如此直接的威胁，加之许多捐赠者的抱怨和社会民众的呼吁，一些最富有的精英学府迫于压力，决定与其让国会立法，还不如采取主动。这样既可避免国会可能出台的强制措施，又可博取社会的美誉。于是，在美国国会第二次听证会后的一个月，便开始了以哈佛大学为首的这一波降低学费、加大资助的热潮。
■高校现状
贫富悬殊跟风不容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波降低学费热潮更多是美国大学在各方压力下被迫而行的。它的发生有其在各方博弈过程中的偶然性，更多的却是在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必然性。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两次听证会的积极作用在于为解决上大学难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民众的高等教育需求以求助政府为主。两次听证会之后，民众将矛头直接指向既得利益者，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相对于全美1600多万在校大学生，受益于这些精英学府补助计划的学生比例是极其微小的。美国的几千所高校贫富悬殊，不可能都仿效哈佛大学等精英学府的做法。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大学收费和资助政策改革的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各大学要开源节流，降低学费和加大补助，以保证生源。二是如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必须对整个资助体系进行刻不容缓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