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陈爱民教授采访录
陈爱民教授简介
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及其文理学院2005年度杰出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专集上发表论文50余篇，合作撰写和编辑的著作10余本，曾担任由英国Ashgat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系列丛书》的两位系列主编之一。 2005年3月至2010年8月任“四川大学向全球公开招聘回国任职”的副校长；2009年10月起兼任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2010年7月起任“四川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联谊会”（隶属于省侨办）会长。
学生记者：黄玉衡
记者：锦江学院是您从零做起的一所学校，您曾经想把它“打造一所中国式小常青藤的学校”，您认为锦江学院最大的办学特色在哪里？
陈爱民教授：我的理念是“以人为本”，我亲自按照美国和中国的国情，引进国外教育理念，国内外相结合，起草了人事考评制度的蓝本，并把老师和学生交流列为考核的一项重要的项目，要求老师和同学们融洽交流，参加学生们的活动，答疑等。
2007年，我搞了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活动，我和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一次长达3个小时的“心连心沟通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师跟同学们进行坦诚的沟通，同时和学生一起举办很多活动，比如 “集体生日会”等，这些活动使得学生加强了对学校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我跟学生说，必须要像“子不嫌母丑”一样的爱学校，我们也在民主鼓励学生去尝试各种事情、爱学生的同时，严格管理学生，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要执行。
记者：您现在已经离开锦江学院，您觉得锦江学院的理念是否仍会被沿用？
陈爱民教授：我认为制度性的东西仍然会被沿用，比如人事考核制度、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倡老师必须和学生们互动，严格管理。这些理念性的东西，和铺下的框架基础仍然要沿用，校领导也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学生也信任这些理念所营造出的氛围。
记者：您在进入教育界这么多年，您觉得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陈爱民教授：中国的大学是最难撼动的国有企业，它们受行政官僚的影响很深，同时又不需要和市场接轨，不需要接受市场的考验，这就是教育垄断，生源是垄断的，大学体制不改革也可以生存。学术和行政不分开，体制上没有真正的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等等，这些弊病的存在都阻碍着大学的发展。学校没有办法调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这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
记者：您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研究民办学校的文章，美国民办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中国现在也有很多民办学校，您认为民办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阻碍？
陈爱民教授：中国民办学校不像美国的哈佛，有很长久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国家的民办学校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本身就和我们教育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同时，捐赠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社会和公众对民办学校有很深的歧视，治理模式“老板化”、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等都是民办学校面临的问题。
记者：那当下公立学校又有什么弊病的存在呢？
陈爱民教授：公办学校也有“行政化”的问题，中国现在处在过渡期，有很多迷茫，这种迷茫在教育界的表现也很突出。公立大学采用非常粗放和低级的管理模式，整个采用“计件制”，也就是说，当下体制，有些老师可以不管学生，不和学生打交道，只完成几篇论文和教学任务而已。当学生没有得到充分的管理，或者又是管理压迫的太厉害，就会出现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现象。所以，“计件制”是大学体制中很严重的问题，公立大学的弊病就在这儿，我们的确需要写论文、要计件、要量化，但不能只计件、只量化。
记者：您刚刚说到教育“计件制”“幕后董事会”，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您所谓的教育是不是必须打破垄断？
陈爱民教授：慢慢来，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在慢慢的发生，当下教育体制已经在开始改革，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等事件曝光越来越多。当然，教育部出台新政策，论文的检查等等也可以防范一些，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体制，包括招生政策、教育理念等，从上到下都要改变。
记者：有学者说城乡统筹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也有学者提出城乡一体化这样的观点，您觉得这两种观点有什么区别？
陈爱民教授：城乡统筹更具有计划性，由政府主导的一个模式，而城乡一体化更是一种结果，从国外来看，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什么叫一体化?它是二元经济模式或者说体制的反面词，就是不把城乡隔开，你想进城你就进城，你想进农场你就进农村,我自己认为所谓的一体化指标无非是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人口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城乡间的收入差别可以缩小到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程度,一体化的关键问题就是自由流动。
记者：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您觉得这次示威的根源是什么？
陈爱民教授：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人没有很强的仇富心态，美国的体制是透明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但是，这种平等的机会也是相对的，比如说，政策上特别照顾黑人、弱势群体等，当然，这种平等中也有不平等，所以，弱势群体要被帮扶一把。但是，除此之外，不管你是演员，教授还是商人，任何人都可以去竞选总统和议员，在美国，中产阶级占大多数，最富的和最贫困的只有一小部分，所以，这个社会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为什么这次会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呢?就是因为有了金融海啸，有了这些“蛀虫”，有些太聪明的人钻了体制的漏洞。那么，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改变体制，堵住漏洞，而不是盲目的占领华尔街，驱赶金融精英，华尔街以前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金融的发展很复杂，衍生品太多，美国现在应该做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就是所谓的“猫和老鼠的游戏”，猫应该要略胜一筹才对。金融监管人员应该加强学习，了解金融衍生品，了解这些“聪明人”是怎么钻漏洞，逃过监管的，这样才能更好的监管，这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游戏。
记者：您觉得和华尔街的示威相比，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不是有更多多您所说的“蛀虫”？
陈爱民教授：华尔街出来几个“蛀虫”跟我们国家的股市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最好的企业到华尔街去，都要被人家抵制，说我们透明度和规范度不够，又不分红，就因为这样，华尔街会做空中国企业。占领华尔街事件引起的全球金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这只能说明华尔街在全球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国际上太重要了，所以掀起的浪潮很大。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是有关中国入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层出不穷，贸易保护主义也是愈演愈烈，今年恰逢入世十周年，站在当今中国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您有怎样的看法呢？
陈爱民教授：反补贴、反倾销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当下中国的企业已经慢慢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比如，前一段时间有人和苹果打官司，因为是我们先注册了一个使用苹果的产品名称，这场官司是中国方面赢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国际法、反倾销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懂得用法进攻。狼不来，我们学不会与狼共舞，所以我认为反倾销是一件好事。入世后到现在，我们的企业已经都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入世减少了一些贸易壁垒，只要这些贸易大门还开着，我们就可以做好，我相信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这对我们的经济不是一个大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
陈爱民教授：我是比较乐观的，我曾经说过，我在国外的时候看中国，觉得看到一片森林，欣欣向荣，让人特别兴奋，然后，当我回来站在森林当中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病树。现在，当我从内看国外，我觉得“21世纪是中国的”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中国的经济可以发展的很好，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盲目的乐观，这点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