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论坛陆丁教授采访录
陆丁教授简介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91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资深研究员。曾任日本上智大学教授（2005-08）、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1992-2005）、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助理教授（1991-92）。兼任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Singapore),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UK),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Japan)等期刊编委。研究兴趣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国际金融贸易和比较经济体制，尤其着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课题。发表过国际专业学术刊物论文数十篇、学术著作篇章数十篇，撰写出版了若干本学术专著。
学生记者：涂翠雪
记者：陆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向您请教当下的热点经济问题。近10年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不断提升,而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多个地方通过卖地还贷，同时，胡书记最近宣布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您认为地方政府应如何面对巨额负债和房地产行业调控的"双面夹击"呢?
陆丁教授：简单来说，这个问题是以前地方财政的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今天大会的主题发言也提到过，中央政府有很大财权，地方政府没有财权，却有很多事权。地方政府要做事情，一个办法是向中央要钱，另一个方法就是地方自己筹钱。搞土地财政，最早由深圳发展做起来，从八九十年代起，土地成为深圳地方财政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后来这个方法就被各地纷纷效仿，上海等沿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财政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依靠卖地作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的方法，长久来看是有很多弊病的。其中一个弊病就是，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土地的买卖，在公权力和商业之间纠缠不清，这将会造成许多问题，例如许多腐败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政越来越依赖于土地财政，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财政都依靠土地财政。这样就形成了地方土地扩展方面很大的一个扭曲驱动，地方政府要卖地，就不得不想办法征地来卖，这就造成了许多社会矛盾。
中国这些年来城市建成区的发展太快，而对经济的贡献却很有限，而且效率并不高，长久来看，是不可维持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地方财政，除了依靠销售税之外，还要靠产业税和消费税来维持，有些地方也有所得税。如今国内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中央必须有相应的财政体制的改革，在事权和财权上应该有一个重新的配置，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税源，比如说产业税，但是如今产业税的改革的起步也是比较困难的。
记者：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从目前的1.25%降至1%。，笼罩在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您认为这与上一轮美国金融巨头引发的危机有何不同？中国是否有可能降息？
陆丁教授：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与美国上一次的金融危机有所不同，主要是有一个长期的因素：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造成公共债务的累积，财政的漏洞越来越大。另一个问题，在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以后，他们采取了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欧洲的这些财政政策很快就过去了，欧洲中央银行还一度提息。欧洲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最近都是过紧，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慢，政府税收也变少，导致赤字更加严重，所以有些欧洲的大国都被拖进去。成立欧元区之后，政府的货币政策全部给中央银行收去，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政府完全是靠财政，又因为金融危机的后果，即美国限制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一定的国民总产值的比重，所以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受到限制，在需要扩张的时候没办法扩张。而欧元区没有一个中央化的财政机制，这个财政机制是要国家之间的谈判达成，反应非常迟缓，这也是造成几个国家财务危机的重要原因。有可能在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之后， 欧元区在财政体制会被迫做出改变。
记者：欧盟解体的可能性大么？
陆丁教授：现在并不容乐观，要看欧盟的体制，财政的安排，还有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否配合在一起，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大的改变。否则，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措施。金融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候金融风暴会突然发生，例如前段时间德国最好的债券卖不出去，这被认为是个很不好的征兆。如果市场信心崩溃的的话，很可能是个多米诺效应，如果来不及拯救，那么欧元可能瓦解。如果欧洲的领袖能认识这一点，走得比较快，不再是治标不治本，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可能在风暴来临之前就能解决债务危机。
记者：“世界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是第11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主题，您能不能简单谈谈在当今局势下，中国的经济转型要朝哪方面转型，要如何努力转型？
陆丁教授：简单来说这个过程主要是对资源的利用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高储蓄、高投资，那么再加上对外开放，有融入国际经济的一个过程。这中间有很多机会，现在我们被说成“世界工厂”，我们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污染最多的国家。所以我们原先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想要继续发展提高的话，就面临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要更多地注意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