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收紧后，没能入学的孩子去哪儿了？老鲍认为，学校减少的500名学生中，不少最后成了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为了生计只能留在大城市打工”。每每读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他都会感到“有些心痛”。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玉照曾跑到上海最大的外来人口流出地安徽调研，发现有孩子从上海回流，但很少有父母一同回来。他们大多寄宿在半军事化管理的民办学校，周末不回家，有的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他还去了上海周边的浙江嘉善和江苏太仓，也找到一些因未能在上海入学而转去的孩子。上海民办康桥工友小学校长高有成惊讶地发现，他的学校今年只招到9名学生，老乡在苏州开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却人满为患。“我去参观时，他办公桌上搁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全是托关系想把孩子塞进学校的纸条。”这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个班上塞了100多号人。”高有成的学校如今只有300人，老乡的学校和他的面积一般大，却装了2000多名学生。不过，仍有许多像老吴一样的家长，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们既不愿意让孩子失学，又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今年3月，一位云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老家又无亲戚，每天将女儿强行送到上海闵行区某校门口后离开。在多次协调无果后，校长决定冒着“违规招生”的风险，收下这个孩子，学校承担了她的学费。老吴则最终选择让女儿成了一名没有学籍“潜伏”在上海的“黑生”。在上海出生成长，6岁的女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活泼。梦想“当舞蹈家”的她，常常叉着腰挥舞着小手臂，给老吴表演幼儿园学的舞蹈《小苹果》。两年前，因为有两个孩子需要上学，老吴姐姐一家人都回了安徽。但老吴总想着“再拼一把”，他清晨6点出门跑车，半夜回家，心中时刻横着一个账本——每天需要挣400多元才能负担起买车的贷款和女儿的学费。“违规招生是出于无奈。”一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许多家长给他算账，陪孩子回老家的话，收成好一年也只能挣个几千元，让孩子留在上海，虽然要自己承担学费，但省了回去探望的成本，孩子也不会成为留守儿童，或者造成夫妻分居。“我是一个校长，教书育人天经地义。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专门教育农民工子女的，这个学生不让收，那个学生不让收，我干得还有什么劲呢？”他说。在调研了十几所幼儿园后，刘玉照得知，能够顺利升入小学的外地孩子不到一半。他还发现，许多原本可以升入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被卡住了。自2008年起，上海市每年统计不计划回老家读高中的外地初三应届生数量，并制定相配套的职高招生指标。然而，近两年来，约一半的指标都被浪费了，主要因为家长不符合持有居住证等条件，导致孩子无法入学。“一方面上海本来就缺技工，一方面很多孩子在上海长大，不愿回老家，初中毕业刚好15岁，既不能升学，也没达到招工的合法年龄。”刘玉照认为，这部分因为政策被卡在中间的孩子，只能赋闲，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